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山西和陕西人为主，目的地是内蒙及河西走廊、新疆一带；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这三次人口大迁移，是贫苦民众一段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生存的历史。闯关东、走西口对稳固中华疆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下南洋则大大的扩展了中华文化版图。

一、闯关东

关东，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明代开始，东北一带又称关东，只不过此时关东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由明廷管辖的辽东地区，直到清代，才将东三省的范畴全部涵盖在内。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为加强对内地的统治而自称满汉一体，但实际上汉人处于被奴役地位，清廷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故废弃长城却不废山海关，其主要目地是利用此关严禁内地人进入东北，以免破坏其风水“龙脉”。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以山海关为界，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作为清朝的政治、经济“特区”而受到严格保护。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

有史学家认为，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

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伊始，仍有大量华北农民迁徙东北。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及以后，为躲避饥饿和逃避政治迫害（土改时定为地主富农者，迁徙东北“打保落户”，谎报为“贫下中农”）而纷纷迁移东北。此期间的移民，仍属“闯关东”的延续。

“闯关东”大约持续300余年，至少有3500万迫于生计的华北穷苦百姓离乡背井，相继踏上关东大地。

“闯关东”浪潮不仅使东北“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使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了。另外，几千万移民的存在确保了东北在人心上对中华的向心力。这也是日本投降后东北得以迅速回归中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走西口

“西口”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口”是指边塞上的关口。西口是相对东口而言的。东口据说就是河北省张家口往东一带的关口。出东口通往内蒙古东部，出西口通往内蒙古西部。“西口外”基本上是指原绥远地区，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在我国明代，因为军事上的需要，修筑了一条明长城，从宁夏花马池，经陕北三边、榆林、府谷，到晋西北紧贴黄河的河曲、偏关，穿过雁北地区，衔接河北张家口，最后上了燕山山脉。在张家口以西的长城上，或长城附近设有很多的关口，口里的人要到西口外，均需经过这些关口。因此，从广义上说，在晋西北、陕北、雁北的明长城、或长城附近所设的诸多关口，都可称为西口。狭义上的西口，是指在明长城上最有名、位置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关口——杀虎口。杀虎口在现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处，坐落在古长城脚下，是山西与内蒙古两省区三县交界处，一过长城便是内蒙古境地，距凉城县30公里，经和林县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80公里。清代山西人是走西口的主力军，杀虎口不仅是山西境内最早的一个关市，而且是唯一的常关。这条路是明清时的丝绸之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很重要。古人称：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因而人们常把杀虎口称为西口。然而，当今人们谈及西口，多指广义的西口。

历史上的走西口，大约经历了两个高潮阶段。明朝末年到清朝咸丰年间是第一个移民期。这一阶段，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晋陕汉人在包头地区得到了土地租种权。另外，当时晋陕地区的人民忍受不了中原连年的饥荒战乱，于是，无已生计的百姓们只好拖儿带女西出张家口、杀虎口，几经艰辛落脚包头。

从清朝光绪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是第二个移民高潮阶段。出现这个高潮的主要原因是清末的“贻谷放垦”和民国时期的“移民适边”政策，极大地激发和鼓励了“口里”人去口外农耕和耍手艺，大多数仍属逃荒性质。　

“走西口”移民潮持续了300年，最初“皆令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条件允许，“竟将全家搬出口外”，成为内蒙的定居移民。走西口的人们与蒙古民族和睦相处，水乳交融，共同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和世人称颂的蒙汉文明。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如果没有走西口的移民潮，没有众多汉人移居内蒙，现今内蒙是在中国版图内还是在独立的蒙古国版图内，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三、下南洋

南洋一般是指现在的东南亚，具体说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到海外谋生的移民浪潮中，“下南洋”是最为壮观的。

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清末开始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南洋殖民地的开发而产生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导致大量招募华工。“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

下南洋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移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二是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下南洋”的移民运动，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移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移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下南洋”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七百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万人口，华人接近一千万；新加坡本国公民三百多万，华人占四分之三，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2009.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