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中国往事

今天（9月16日）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诞辰100周年。

“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拉开了新时期中新友好合作的序幕……在李光耀先生带领下，新加坡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走出了一条符合新加坡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目睹新加坡创造的经济成就后，邓小平先生表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实践为中国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借鉴，中国发展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2015年11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如此回顾两国的交往历程。

新加坡从一个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国，发展成为今天闻名于世的发达经济体，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创造经济奇迹，要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居功至伟，在新加坡几乎不会有异议。稳定的政治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严格的花园城市、“居者有其屋”的普惠政策，一切都离不开李光耀的“铁腕治理”。《经济学人》曾称赞他凭借一己之力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带入了第一世界的序列”。

晚年时期的李光耀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李光耀这一名字同样有着独特的意义。在2018年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位国际友人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一位就是李光耀，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李光耀一生总计33次访华，曾到访中国22个省市区（含香港特区），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光耀还曾与历任中国领导人会晤，共同推进双边关系发展，被誉为“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站在改革开放4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李光耀与中国的故事，对于当下与未来的国与国交往仍然有所启示。

判断

不少研究新加坡的学者都持这样一个观点，新加坡取得的经济成就和外交业绩离不开执政精英人物的决断，而一代政治强人李光耀的影响尤甚。

“我（向他）说，李资政，你经历了不仅新加坡，（还有）全球这么多的大事情，作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时任苏州市市长章新胜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与李光耀的交谈时说，“是judgement，判断。”

章新胜的这番话，令李光耀有所触动。

“领导者最重要的是做判断”，这与德国政治学者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神学》中的主张有所呼应——任何一个日常政治秩序的渊源和根基都在于非常状态的决断，而“做决断”本身正是主权者（及其代理人）的第一任务。施米特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即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谈论“政治”本身的，却可以为李光耀的政治实践做下一个新的注脚。

李光耀有自己的决断，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合并时如是，在新加坡被强行“赶出”马来西亚联邦时亦如是——那是新加坡实现自治之后最为危急的时刻。李光耀的一生不断在作出判断，成为“小邦大治”的重要基石，在对华政策上同样如此。

1969年的李光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郑永年曾说过，李光耀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非如一般政治人物那样嘴上说说而已，而是根据中国大陆将崛起的判断，调整新加坡的政策——这早在1976年堪称“破冰之旅”的首次访华行程中就已显现出来，延续至上世纪90年代与中国建交乃至第一个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诞生，直至他人生的终点。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及首次访华行程时如此评价中国：“他们是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有绝对的信心，只要有朝一日回归正轨，登上世界首席之位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在重振文明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命运和发展，中国人谁也不会怀疑。”对“中国崛起”以及新加坡必须“乘风而上”的敏锐判断，成为了李光耀深入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前提与契机。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李光耀未必信奉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但他无疑是马基雅维利的拥趸。李光耀并不排斥理想主义者，但他更热衷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谈论理想如何实现。“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李光耀曾说。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政治运动的深度参与者和重要领导者，李光耀无疑有着包括反殖民主义意识在内的强烈政治热情。同时，以荣誉学位毕业于剑桥的李光耀显然不会单纯藐视理论的作用，但他仍然警惕并利用之。于是，在李光耀身上，人们感受到的除了政治信念的坚守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近乎克制的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的色彩，这在他一手设计的涵盖新加坡内政外交的大量政策上都有所投射。

1963年，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在9月的大选中大获全胜。

“我向来不会为理论所困，理性判断现实情况才是我的指导原则”，李光耀曾提到，“我认为，一个理论不会因为听起来悦耳或者看起来符合逻辑就一定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个理论最终还是要放到生活中检验，也就是要看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什么，要看能给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带来什么。”

李光耀的务实主义路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扫清了他与中国交往的障碍。而在与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进行接触后，李光耀更加坚信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判断，两国的友好关系开始生根发芽。

互信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他如此评价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领导人。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这是他与李光耀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在1978年的11月12日，新加坡依然暖风四溢。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施燕华回忆这次访问时说，就是这天在新加坡总统府举行的晚宴中，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

施燕华

在那次谈话中，当李光耀向邓小平提出“停止革命输出”的论调时，邓小平没有丝毫架子，只停顿了片刻后，突然问到“你要我怎么做”，这句话给李光耀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对邓小平的行事风格作出了高度评价。

外界常常会将邓小平与李光耀作出比较。二者确实有很多共同点：同样奉行务实主义路线，都曾留学欧洲并具有远见卓识，都经历过与殖民主义做斗争的年代，两位领导人的思想痕迹在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曾跟随李光耀访华，并于中新建交三十周年之际编撰了《奠基人足迹：新中建交三十年》双语图片集，她对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情谊有着自己的认识。在李慧玲看来，虽然他们很多想法和观点很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在国家艰难时刻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任，因此他们的互相尊重有着深刻的基础，这是“他们那种境界的人”才能理解的事物。

李慧玲

“我觉得他们的惺惺相惜，是一种能够在彼此互相尊重底下，又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做很多事情的难度。而且我知道李光耀先生非常佩服邓小平，他其实公开也说过，他最佩服的国际领导人就包括邓小平。”李慧玲说。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也能从不少细节中看出，而最著名的莫过于“烟灰缸”的故事。公开报道指出，在两国代表团的正式会谈上，虽然新加坡总统府里有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但李光耀仍然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邓小平摆了个烟灰缸，并请邓小平尽管抽烟。不过，邓小平整晚都没有抽烟。

施燕华回忆起这件事时，提到了另一个有趣的细节，但鲜有报道。邓小平提前“做过功课”，知道李光耀特别不喜欢抽烟，是有意为之。在双方会谈的时候，她注意到邓小平座位上方增设了一道“烟囱”，邓小平一见到便恍然大悟——这是专门为他所设的。“邓小平也比较能够谅解……有的时候他（邓小平）摸一摸就把烟盒又摸出来了，然后又把烟盒放回去了，他也很尊重李光耀的。”施燕华说。

即将进入八十年代的中国，彼时正为拥抱世界做着制度上的准备，但国际社会仍然对此抱有疑虑。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应对越南方面引起的东南亚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也是要向周边国家释疑，争取支持和合作。除此之外，对于急需在现代化进程上“加速”的中国而言，向新加坡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取经”也显得尤为重要。

那一年，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新加坡是他的最后一站，也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这种标准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发展上的。

1978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办公大厦顶层。

根据施燕华的讲述，邓小平本来要进入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考察，但由于安全问题未能如愿，只能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办公大厦的顶层遥望它们。“当时，北京前三门那边建了一个新型的住宅区……邓小平在考察后回来说，前三门的住宅楼，考虑得不周到。”施燕华回忆道。

合作

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92年那场著名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展露对新加坡的赞赏。那一年，他在深圳的国贸大厦上的旋转餐厅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中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浪潮，从新加坡的现代化模式中汲取了大量的经验。

那段时间前往新加坡考察学习的中国团体可谓络绎不绝，双方的顺畅交流离不开李光耀本人的鼎力支持。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首任首席执行官曾士生回顾这段历史时提起一个细节：“（邓小平的）这些话传到李光耀先生的耳中，他马上记得，1978年两国领导人小范围的会议里，他跟我讲过同样的话，想不到事情过了10多20年了，他老先生还记得他要的东西。”

曾士生

曾士生回忆道，当时李光耀立刻对内阁成员作出指示，“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欢迎他们来。要学什么要看什么，我要你们所有的政府部门配合，如果有中国团要访问你们的，直接开放！他们问什么东西需要什么资料，尽量用中文提供。”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多次访华并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赖关系。由于与中国的独特渊源，李光耀1990年末卸任总理后，甚至成为国际媒体和论坛讲座中向国际世界解析中国的专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认为，要听有关中国的看法，必须要问李光耀，他是一位“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

李光耀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互信也为后来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的顺畅运作奠定了基础。1992年9月，时为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第一次前往江苏考察，并在多次斟酌后选定了苏州金鸡湖畔的一片农田，后来闻名遐迩的苏州工业园区在此启动建设。近30年过去，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新城和中国开发区建设的样板，并正向海外输出自身探索得到的发展经验。

90年代初期的金鸡湖西岸。（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提供）

谈起苏州工业园区的建立，许多精彩故事此前早已见诸报道，但对于历史亲历者来说，则珍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在1993年的夏天，章新胜正与李光耀所率的新方代表团展开谈判，但在商务谈判阶段有“硬骨头”难以谈拢，此时，章新胜心生一计，建议将谈判地点转移到网师园。“天时不如地利”，章新胜说，网师园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苏州历史的辉煌，或许换到网师园谈，会有意外的收获。

当年5月11日晚，李光耀在章新胜的陪同下夜游网师园，对网师园的精妙设计赞口不绝。期间，江苏省苏昆剧团演员朱继勇演出的昆剧《十五贯》令李光耀印象深刻。李光耀看完连声向朱继勇说，你演得不错不错。“演出结束后，李光耀很开心，谈判似乎也顺利了不少”，朱继勇回忆道。

1993年5月11日，李光耀（左三）与朱继勇（左二）及章新胜（左一）在网师园合影留念。（朱继勇提供）

而在章新胜看来，这场精心设计的戏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动李光耀作出准确的判断。“这部戏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的一个案件，稍不注意就容易判断错了……最后这个案子能够断准，经过的曲折太多了”，章新胜说，“我们通过介绍网师园，也就不经意地谈了这个难题，这也是学习周总理的外交办法。”苏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底蕴，也让李光耀折服。

苏州经验

在苏州工业园区原党工委副书记潘云官看来，中新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之所以落户苏州，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李光耀是个战略家、政治家，他的选址跟中国的大战略吻合在一起，当时（中国）的战略就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苏州紧挨着龙头，我们把自己比作龙井。”潘云官回忆起早期选址的时候，新方考察团的成员多数选择山东，但是李光耀最后还是力排众议，决定选择苏州，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有着清晰的认知。

潘云官

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个中新两国“深层次合作试验场”，李光耀提出了“软件转移”概念，也就是将新加坡政府规划、管理城市的方法移植到苏州工业园区。

不同于生产设备、操作技术等代表的“硬件转移”，李光耀所推崇的“软件转移”的本质，其实是基于现代科学观对管理理念与制度文化的重新塑造。

随着苏州工业园区的启动，苏州数千名各层级官员和管理人员分赴新加坡接受培训。新加坡《联合早报》曾经统计，截至2020年，苏州工业园区累计组织201批专业管理人员赴新加坡培训，共有3847人次接受培训。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也向苏州成批派驻人才，参与园区开发。园区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三个方面均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

“李光耀一直讲的是，我们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潘云官强调，新方总的把握是李光耀本人，而且他后来派出来一大批干部都是新加坡各领域的精英，足以说明李光耀对中新合作的重视。

1999年9月，李光耀到访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提供）

在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过程中，受到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新双方在园区的未来走向曾出现一些分歧，但最终经过通力合作找出解决方法——2001年起，双方调整园区开发公司的股比结构，中方财团股比由35%调整为65%，中方开始承担大股东责任。自此，苏州工业园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浪潮，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园区开发公司连续三年盈利，一举消除了历年累计亏损。

值得注意的是，从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建设之初，中新政府间建立了多层次的联系机制，这自上而下地打通了中新两国各级官员的沟通渠道，使得问题出现时能及时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基于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大量非正式对话机制，也令中新两国社会各界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

这一系列机制，则被政治观察家们总结为中新合作的“苏州经验”。对于中国和新加坡而言，“苏州经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后来的中新合作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令双方都学会了应该“如何与对方打交道”。无论是后来的天津生态城，还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运作，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基本都以“苏州经验”作为母本。

作者丨陈淼松，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笔